年报佚事(2/4)

年报期间他在科里管报表用纸印刷、发放。那个时侯，虽然是公有制，政府与企业经费还是独立核算，报表用纸印刷还是要给印刷厂付钱，向企业发放表纸还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科都有专人管理收钱、算账。结果文超竟然在钱帐上出现了麻烦。

报表用纸印刷、发放结束之后，文超把手中的钱和票据都要结算清楚，一并交给秘书科夏秘书。不久，夏秘书在文超上交的票据中，发现有一张票据（不清楚是印刷厂的收款单据，还是我们发放表纸的收款存根）有一笔数字字迹模糊，有被涂改的嫌疑。金额大概没有超过30元。怀疑的对象当然是文超。文超对此没有（是、否）肯定的态度，又无法否认，于是，只好接受批判。

党支部要求我们工业科团小组批判文超。我们科，除了党员燕恩、舒凯（保留团籍）大多是团员。机关里的团员的年龄比较偏大，超龄了也不退团；比如，善科长的儿子已经入团，他仍然还是团员。

年报工作结束之后，一次，在一宿舍（不在办公室开会，我考虑大概是不打算在全局公开此事）我们科团小组开会，批判文超。毋笑斌是我们科团小组组长，会议的主持自然是他了。毋笑斌：“文超啊，自己说说自己的问题吧。”

文超：“就那么点事，有啥可说的！”

团小组开的批判会如同嚼蜡，只是批判的时间还是达到了党支部的要求。

问：“贪污了多少钱？”

答：“夏秘书不是说了嘛。”

问：“那些钱，都做什么用了？”

沉默。

问：“说呗。”

答：“买一管牙膏，一块人民皂……”

问：“每一样东西都花多少钱？”

答：“没记清。”

问：“买那么点东西，钱也花不完呐。”

答：“上营口劳改队看望父亲，买火车票了。”

……

文超的事情，没有开全局大会批判。党支部以及团支部都没有宣布具体处理意见。不过，在之后的职工精简下放的时候，文超被下放农村。还好，20年之后，落实政策，文超恢复了干部身份，成为统计局的退休干部。这是后话。

夜战。夜深人静，胜利路西侧除了几盏昏黯的路灯之外，经常是人委三楼北半部的窗户还在亮着灯光。统计局经常加班加点，在市委和人委两个大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工业科更是加班次数多、加班时间长的典型。

市领导照顾统计局经常夜战，让人委行政处特为在1959年下半年给统计局所有办公室都安装了日光灯。日光灯现在已经是最为普及的照明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鞍山还是新鲜事物，虽然它在世界上已经诞生20年了。就是在沈阳，我们学校也是在图书馆建成后（1958年）才安装上（频频闪烁的）日光灯。我们局安装日光灯数年之后，机关里才陆续把白炽灯改换成日光灯。

年报期间，工业总产值年报企业单位多，统计分组多，一般是按地区、按轻重工业、按隶属关系、按所有制、按部门、按企业规模、按为哪些方面服务等等分组。

总产值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计划指标，也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核心指标。

总产值虽然计量单位是货币值（人民币·元），但是它代表的是产品的实物总量，是钢、粮食、布匹、机器设备等等产品数量的总和。它所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它是否完成计划，是增加还是减少，都关乎人们物质产品的实际占有数量。

现在我们使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价值指标，它是在社会总产品当中新创造的（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货币）指标。这个指标不是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它包含买卖货币（及其变形）所赚取的“不劳而获”的货币增殖（利润）。它不是代表社会上物质财富（实物量）的多少，比如，菜农的大白菜增产了，但是他的gdp可能是减少的，甚至会出现负数。 总产值和gnp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要求而设计的，目的是观察在一个时期生产多少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后者，是观察一个时期，生产了多少可供分配的货币量，满足人们对金钱的需要；包括不参与物质生产的所谓“投资”的“热钱”。这里不是讨论哪个指标的优缺点，而是想要表达，不同的统计指标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内容。

总产值的分组资料，最为关心的是燕恩。上面提到的各种分组变化情况，燕恩都要进行对比分析。比如，轻重工业比例，是当时上上下下都很关心的，必须作为重点加以分析。分析为四方面服务（为鞍钢、为农业、为人民生活、为出口）的数量、比例的变化，说明鞍山工业贯彻党委大政方针的情况。分析鞍钢和地方工业的速度、结构，说明地方工业发展变化情况，等等。

手工汇总的总产值每一笔数字都要逐笔相加，费时、费力。是我们科工作量最为繁重的年报。通宵达旦的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我没有分担固定的报表，我的任务就是打算盘，抄（复写）报表。

打算盘是我不太感兴趣的学习科目。统计系搬到北陵后的一个学期，好像开过珠算自选课；我一次也没有去听课。在黑台念小学时，父亲打算教我打算盘，就教了一次，因为我不上道，气的父亲把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