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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秘密军队组织”和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胡子”。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法国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助手m·雅克·福卡尔指挥之下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当七个“大胡子”在阿尔及尔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科西嘉人的黑社会在1944年时曾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有权垄断科达聚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中，科西嘉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法国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成员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这场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小克拉玛事件的安东尼·阿古上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里当过少尉，并且参加了在德国纳粹统治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后来，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从1962年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外交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同全西欧的报纸和电视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古的才干，过去曾使他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使他成为“秘密军队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安排让乔治·皮杜尔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情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