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放逐(2/3)

完善的市政规划及整饬的道路建设；因为最初租借用地的紧张，使得济州城里的官民舍，打破传统的平铺院落形制，一律采用二到三层、楼院相挨的紧凑格局；此外都督府、淮东钱庄、黑水洋船社、公学、医馆、商社会馆等官民机构建筑在城中建得额外雄伟壮观——外墙面统一抹上白灰混浆料，使得整座城池在青山之下，仿佛微波粼粼的灰白色之湖。

整个济州港口岸线长达十数里，甚至比崇州港还要壮观，可以同时驻泊三四百艘大型海商船；入夏之后，也差不多有近三百艘大型海船驻泊济州等候风暴季过去。

城内主要长街，皆铸铁立柱，顶置琉璃大灯，以为街火；由于港口驻泊着飘洋过海来的商船，来带大量的商旅，使得济州客栈、茶肆、酒庄、勾栏、舞榭之繁华，甚至不下战后之江宁。

当然，除了海商、流户之外，也是科考久废，受生活所迫而来济州讨生计的浙闽文士，受商贾雇佣来济州从事算筹等事。他们飘洋过海来讨生活，即使旧时读的是儒书，此时也大多不尊儒学，务实成为首要遵从的标准，故而使得杂学在济州的发展，尤其的活跃。

济州都督府也是第一个废除仆役旧制、全面实施雇佣新制、行商社入籍备案制的地方；其他在中原受到传统所抵制的新政、新制，在济州倒是轻易就推行下来，所受阻力也少。

当然，为确保济州岛在海东商路之上的核心地位，兵额高达一万五千人的海东行营军主力也常年驻扎于济州城的北面军垒之中。

也恰恰是控制着这么一处地方，确保淮东能直接从海东商路里每年抽取近四百万银元的军资，使得林、宋、陈、周、孙等围绕在崇公国府外围的势力，每年能从海东商路里抽取近千万银元的厚利……

登上济州岛的那一刻，张玉伯、赵舒翰等人恍然明白过来，林缚将他们踢来济州，不是要将他们放逐到蛮荒之地来、惩罚他们对淮东不驯服，而是要拿活生生的事实教训他们，要叫他们开眼看世界：在即将成立、欣欣向荣的新帝国面前，元越是那么糜烂、暮气沉沉、孱弱无能、不堪挽救……

张玉伯、赵舒翰等人，就比宋石宪、罗文虎他们渡海东来早半个月。

这半个月的时间，只能使他们先在济州城安顿下来，还没有时间去福江、松浦。张玉伯作为按察使，实权很少，但级别与济州都督同等，有专门官邸。

赵舒翰、藩季良、陈臾等人皆携妻小，住宿都督府给派遣将官住宿的驿舍，实际也是独栋相挨的砖楼，只是等级不如都督及按察使官邸显得那么森严罢了。

生活倒没有不适，济州虽小，但在卫生、交通等各方面，比江宁城规范得多、整洁得多；与济州城相比，还没有从战事里完全恢复过来的江宁城，倒更像是个穷乡僻壤。

张玉伯、赵舒翰、藩季良、陈臾他们一路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给赶来济州的家小，也很快就适应了济州生活。陈恩泽、周广东暂时不在济州，马一功、周贵堂等济州军政商核心人物，能明白林缚的心思，不但不会刁难张玉伯他们，还是尽量让他们融入济州军政体系里来。

这半个月的时间流光抹影一般晃过，张玉伯、赵舒翰还没有从最初的冲击中回过神来，宋石宪、罗文虎随陈恩泽来到济州，则带来两个惊人的消息：其一是林缚决意派兵参与高丽国内战，开辟对燕胡的第二战；其二就是宋石宪领队来济州观察日蚀，根本目的就是实测日蚀时差，推翻“天圆地方”之旧说，确立日心新说。

第二个消息，尤其的惊人。

虽然后期为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林缚兴杂学，赵舒翰长年累月在江宁草堂著书讲授杂学匠术，是立了大功劳的；赵舒翰也绝对是能与宋石宪、姜岳、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师级人物。

赵舒翰早年在整理历法资料时，就注意到同次日蚀在不同地方记录有时差的问题，但“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太深根蒂固，叫赵舒翰不敢细想下来。

实际上，早年测星术也是因为与“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相违，才给为圣人立言的儒学正统斥为异端邪说而遭禁止。只是测星术在航海上，比罗盘还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间偷偷的传下来——

淮东能纵横东海之上，还得益于测星术的推广。要没有这个后世给称为等纬航法的技术手段，淮东就没有办法实行崇州与济州岛之间的直航。

赵舒翰毕竟跟传统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淮东测星术的完善，还有他的功劳在内，对“日蚀时差”现象会推演出“日心说”，差不多在宴席之间与宋石宪简单的交流之间，就彻底点透。

其实除了日蚀时差之外；近千年以来，在天文历法上有极深造诣的大家，对星相的实际观察，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违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说”来解释。

这些观察记录，没能列入儒学主流，而是在文人笔记里陆陆续续的记载下来。

赵舒翰花十年之功，编写《匠典》，差不多将半辈子读过的杂学书册，都系统的梳理过一遍，几乎是当世读书最多之人，对种种异端邪都认真细致的推敲过。可以说主流儒家所传的圣人之说，早就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