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业(2/4)

一次，我们年级到北陵搞党团活动，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杞芳、代来几个同学说说笑笑，时不时地挤在一起，……。艾老师看了很不顺眼，特为从前面跑到我们跟前，厉声说道，“打打闹闹，像个什么样子！”这种管学生的口气，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校期间，无论什么活动，出去，回来，都是很随便，散乱惯了。这与我们班学生成分构成有关。我们59班有一半、甚至还多一点都是调干或军队转业干部，他们根本就没有中小学生守纪律、规规矩矩的习惯，出门活动，只要不走散了，就可以了，从来没有谁管过。我们这群高中生，在几年的熏染中已经近墨者黑了。就连唐彬也从来没有管过这类事情。不料，我们几个人没有理睬不以为意的态度，引起了艾老师极度不满。他又大声斥责了起来；这次是眼睛看着杞芳，言语中指名对我发火。吓得我，急速躲向大王身后，未敢吭声。杞芳故意擤了擤鼻涕，然后，做出要笑、捂鼻子的（习惯性）动作。艾老师之所以敢于点名批评我，同时瞄着杞芳，道理十分明显：我和杞芳在团内都背着处分。在校的四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种场合、在大庭广众面前指名说过我。所以，艾老师的批评，常常出现在脑际，始终耿耿于怀；虽然如此，我心中并没有记恨艾老师的情愫。

艾老师从新疆回来了。在宿舍里他说，“我这次去青海、新疆主要是走访58班的同学。他们在那里都很好，多数同学都分配在省里和自治区机关。在新疆，我看了他们的办公室，讲究，阔气；沙发、地毯……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特别是维族姑娘，都喜欢找一个汉族大学生……。”说到找对象，同学们哈哈大笑。

“今年他们还要我们学校的学生吗？”小王问。

艾老师：“没有最后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是大学生分配的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没问题！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句话好像是政治口号；其实并不是空话。那个时代，在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或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至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这种态度。如果读者有怀疑，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

昆岫留校了。开始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系的几个同学，就离开班级，调到系里，准备做助教。我们59·1班只有昆岫一个人留校，59·2班有凌海、克剑、荀阳留校。昆岫、克剑在统计系、财政系从辽大分离出去的时候去了大连；凌海、荀阳留在辽大。

改革开放以后克剑在东北财经大学当上了校长，也算给我们这届毕业生露脸了。东财40年校庆的时候，克剑以其校长的身份，特为照顾了59班的几个老同学，让我们住到了外宾楼，这是后话。

昆岫留校，对我的思想不免有所触动。一个宿舍住了将近四年，他竟然第一个走出宿舍，从学生变成了先生。

他的优势何在？我暗暗地思忖，他学习成绩比我好？他观察问题比我敏锐？他对待理论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上课讨论发言比我积极？他阐述事情、回答问题说话比我流利？ 我思来想去，答案是有的，并非百思不得其解。可以断言，昆岫的优点，是我不可企及的。昆岫是个好学生，那个时代的标准好学生。

全班合影。快毕业了，一个班在一起留影，人之常情。这是我们全班第一次合影，也是唯一一次合影。合影地点选在东北财经学院教学主楼。同学们对这座教学楼感情甚深，颇有笃爱。林丽澧在照相的时候，争抢着抱过杨书记的小孩，相片洗出来之后，不免成为笑料。杨书记年龄已经很大，其现役军官的丈夫年龄更大，学校破例允许杨书记在校期间怀孕生了孩子。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

毕业分配。四年大学生活终于到了最后关头。系里发下可供选择的分配单位和地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有计划培养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的去向肯定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由计划决定。那个时侯，大学毕业生没有自行选择工作单位的自由，也不会有找不着工作、失业的忧患与烦恼。当然，在计划范围内，还是允许同学们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我首先提出回黑龙江，回老家，遭到断然拒绝。当年黑龙江的分配名额只有7人，照顾非回去不可的同学，比如在班级批判我的时候，说我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师中兴，家里有老婆孩子，必然要回去。部队转业干部、现役军人丈夫在哈尔滨的笑松，等等。那一年，黑龙江、吉林的分配名额比较起来不算是很少。

去哪呢？挑好的地方填吧。我自不量力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分配志愿单上写了：国家统计局、化工部、冶金部等几个中央国家机关；最后写的是是服从分配。我心里明明白白，前面填写的所有志愿统统白费，只有最后的一项，肯定会实现的！

分配名单陆陆续续公布。分配的方向首先是中央国家机关，到国家统计局的我们宿舍有大王、柳骏，59·2班的王君等；化工部有放假回来总是给唐彬带海螺的乾宽，以及广东军区某首长的子弟刘洪祥等；冶金部有齐凤海、张印忠等；杨书记八机部，吉辰电力部，宝音分配到（煤炭部）北票矿务局。他们绝大多数去了北京，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