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一生(2/3)

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汪精卫生平生活作风严谨，早年视死如归之豪迈，其晚年为民为国忍辱负重做处了比死更为伟大的牺牲！

汪精卫对部属要求极严，但一直深受拥戴，在国民党和政府中屡居高位。“变节”之后，仍然有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陈公博、王克敏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冒险追随，蒙耻无怨，其秘书曾仲鸣甚至为之而死。这一切，仅仅理解为部属对上司的效忠？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被捕后坚决不服罪，并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汪精卫先生辨。中共赶走蒋介石后，依然关押陈璧君。宋庆龄何香凝亲自出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情。毛周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自由。陈璧君宁可坐牢也绝不昧着良心承认汪精卫有罪！这一切仅仅理解为妻子“为老公守名节”？

汪精卫自早年参加革命，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功成身退，国民党当政期间屡次辞职，两遭暗杀，直到身死他乡，一生联共反共，用蒋反蒋，辞职复职，出国回国，主战主和，可谓变化多端，但所有言行举止，衡以儒家仁义原则和民本思想，若合符节，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

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