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第一次革命是荀子完成的(1/2)

儒学第一次革命是荀子完成的。他使儒学产生‘方向性’的转变。

孟子的学说虽然成为一个体系，但是孔子以《周易》、周礼为基础，希望实现西周的政治模式，已经成为昨日黄花。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注意最后一句‘天下可运于掌’。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的落脚点在这里，真是令人诧异。在那个‘王霸’时代，天下‘不’可运于掌！这句话也说明儒术开始更侧重治国方法。可是太理想化了。不可实现。（直到隋朝文中子改革，才向‘处事能力’上发展。重要文献是《颜氏家训》）

作为最早强大的晋、齐二国，在世袭世禄的公侯伯子男体制下，其强大的结果竟是‘土崩瓦解’。他们也成了最早灭亡的强国。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

孟子在齐国，建立了一套公侯伯子男的世袭制度，是逆时代而行，不可实现。所以孟子，不管是在当时学者中，还是在王侯中的地位，很明显不如孔子在他那个时代的地位。

当时改革的主体是‘农耕制度的改革’。‘王公’所有改为私有。以此为核心，阻碍改革的‘意识形态’、官僚制度等等也要革新。

春秋战国，在铁器已经被大量运用于生产之中，农业生产已经不需要官员的督导，你只要不管理他，他就会自己大量的开发田地，使国家粮食充足。这样使公侯伯子男等世袭官员失去优势，一个国家也可以变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官员只向国王负责，没有了一层一层的盘剥，既可以做到减少赋税，还大大增加了国家财富。又可以加强中央集权。

所以在仁义思想的主导下，实质推行西周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得愚不可及。因此在孟子这一段，是儒学第一个低谷。有人把儒学第二个低谷说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对此有不同看法，在《说魏晋到隋唐儒学的发展》文中专论。

社会在向东走，而儒学所持的政治理论，是要维护西周的政治体制。这使其产生了‘方向性’的大错误，给儒学带来不可逆转的颓势。而在理论上改变这一颓势的是荀子，荀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并举礼法。尤其是其“法后王”的理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不慕往，不闵来’，‘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使儒学的最终思想产生方向性的转变。儒学从反对改革者，一举成为改革的先锋。

“天行有常”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荀子引进“法”这个理论是非常大胆的。在西周土地和人民，被公侯伯子男一级一级的管理，就是说王很难管到‘公’，公很难管到‘候’，基本上属于一种人制为主。法制改变了这一切，但是“法”这个词，并非出自儒学，而是出自法家。

百家争鸣，一马当先，这个一马当先的就是法家。随着法家李悝在魏国的率先成功，称霸天下，使各国纷纷效仿。法家借用黄老之术，是在理论上对西周制度的最大打击。

黄老之术区别于后面的老庄哲学，他是假借黄帝治国方案。用老子的天道无常，人只能更加的适应。这一理论来推行改革，谁又知道黄帝推行的是什么治国之术，但肯定不是西周的治国之术。这是法家在推行土地改革和官员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拥有的巨大舆论利器。

孟子使儒学成为完善的学说以德治国。像《老子》一样，但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正所谓：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荀子‘重礼尊法’的思想使‘仁义’的推行现实可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用道德自律。

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

而荀子并非抄袭法家的法，而是嫁接，使法走入正途。法家的法的基础是，社会经常变化，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具体的法律。（这种方法对吗，这种说法不对）。

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其实质是：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法律越不严酷。

儒家的法律是法出于礼（礼：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处事有规），法出于道德。法律是用来维护道德基础，这被后世广泛认可，即使在西方法律也是出自基督教道德。所以在美国大法院的浮雕塑像上，所描绘的法律先知中，东方的代表是孔子－－－以德为体，以法为用。

《荀子·非十二子》中大骂‘法家’。后来杨??在注《荀子》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慎子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故其说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虽无贤亦可为治，而不知法待贤而后举也。”杨??的这种解释和发挥对帮助我们理解荀子的观点很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