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恐怖算盘(1/2)
黄岭村人一年最害怕的两次算盘珠子的响声,第一次是秋后算账,第二次则是春季缴纳公粮。
而春季缴纳公粮则更让黄岭村人惊悸惶恐。因为大锅饭制度,生产队集体劳动,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秋季分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根本不够全家人一年糊口,而且还都是连皮带壳的毛粮。然而就这点粮食还不都是村民自己的,里面一大部分是公粮。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才是自己的。”而黄岭村每年征收公粮又并非按照实际产量来确定公粮的数量,而是每年由野草公社按照全公社各大队的土地的常量来评定,这就给了公社干部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而对于每个公社来讲,他们的任务很单一,就是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公社既没有乡镇企业,更没有私营企业,没有商业往来,没有农贸市场。公社干部的任务就是盯着农民种地。因而每年全公社的产量多少,直接决定着公社的年度业绩,更重要的是体现公社领导的能力和水平。公社书记、主任要想升迁,就必须业绩好。自然各公社在竞争中,那个公社也不愿落在后面,因而常常是浮夸虚报产量。而公粮计算的根据就是年度产量。公社一句话,一个决定,全公社各村各队无条件执行。而各村干部接受任务后,回村按全村人头分摊下去强制缴纳。而村民们对这些当官的决策根本无从知晓。而且就是知晓了也无可奈何,谁敢说一个“不”字?农村被划分成为各种阶级成分,成分不好的只有日日低头认罪,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而贫下中农被捧为红色阶级,领导阶级,则要求他们带头服从领导,带头执行上面的指示,自然也不敢吭声。上面的指示从来就是正确的,永远不存在错误。农民们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果有人敢说一句反对的话,下场就是被逮捕关押。因而农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低着头默默承受。
大队部大喇叭一声叫唤,通知全村开始征收公粮了。
一家家、一户户在听到大队通知后,都在家里开始忙忙碌碌准备缴纳公粮。有的人家玉米还在棒子上,还没有剥下颗粒来,就全家人开始围成一圈,突击剥玉米。有的已经剥成颗粒的玉米,如果还没有晒干晾透的,加紧晾晒。已经晾晒好的就开始簸拣拾掇,准备装口袋。
黄岭村的二疙瘩老头和老伴也在手脚不停地拾掇着公粮,二疙瘩老头踩着木头梯子爬上楼,将老伴晾晒的公粮玉米颗粒装进箩筐端了下来,老伴拿来一个大簸箕开始扬簸玉米颗粒,将玉米皮壳簸出去,然后再将不饱满的玉米,瘪玉米挑拣出来留给自己吃。将好玉米挑出来让交公粮。二疙瘩老伴一边簸着,一边和二疙瘩说道:“这公粮每年都是最难交待的!”
二疙瘩老头说道:“是啊!人家带皮带壳的不要,没干透的不要,带灰糠的不要,瘪粒的不要……”
老伴说道:“这些玉米咱在家里就早点把它拣出来,留给咱自己还能吃,免得到了大队,那一扇车都给吹得糟蹋了!”
二疙瘩老头说:“是啊,好好拣一拣,一就把那些过不了关的颗粒都拣出来。”
老伴看着这金黄色的玉米颗粒叹了口气说道:“秋天分粮的时候是带叶子带棒子,而收的时候要的就是这光刷刷的颗粒!”
二疙瘩老头也眼馋地抓起一把金灿灿的玉米颗粒叹了口气说道:“咳!咱爬在地里干上一年,到头来还吃不上这么颗好粮食。”老两口一边聊天,一边往口袋里装公粮。二疙瘩老头家里有六口人,他和老伴、儿媳妇还有三个孙子。儿子在去年因一场疾病去世了。说话间,老头和老伴已经将玉米装了满满一大口袋,准备扛着送到大队去。
于是家家把最好的粮食都打点起来,装成鼓鼓的大口袋,由家里的男人们扛着送到大队院去让人家验收。
村干部们已经在大队院子中心架起了风扇车,抬来大台秤,打开屯粮库,摆上办公桌,办公桌上放上那沉重的令人望而胆寒的黑色大算盘,大算盘旁边放着那本被村民们戏称为“生死簿”子的账本。围着这些征粮设备,有操作扇车的、有屯粮的,有扛麻袋的,有看秤的,有记录的,各路人马均摆开阵势,等待着一家家扛着粮食来缴纳验收一年一度的公粮任务。
黄岭村的二月天,还是春寒料峭,冰封千里。冬季的积雪还未消融,街道上,田野里、山坡上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还是白雪皑皑,凛冽的寒风从山川沟壑中窜出来,席卷着雪片冰碴在街道呼啸着,肆虐着,街道两旁干枯的黑乎乎的树木枝杈摇晃着,发出“呜呜呜”的吼声。
黄岭村家家户户的男人们开始扛着沉甸甸的粮食口袋,走出温暖的家门,三三两两来到大街上,脚踏着疙疙瘩瘩,凸凹不平的土石街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大队院子走去。一阵阵猛烈刺骨的寒风袭来,裹挟着枯枝、衰草、雪片、冰碴扑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让他们瞬间喘不过气来,站不稳脚跟,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扭转扛着沉重口袋的身子,避开顶头风。身上单薄的衣裤被寒风吹打得朝着相反方向猛烈摆动,两条腿就像两根旗杆一样,绸布尽向一边飘去,露出干枯枯的两根旗杆。而身子也不自主地被推着向后倒去……。一家、一家的男人,歪着脑袋扛着沉重的口袋走出家门,汇入街道缴纳公粮的队伍,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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